淺論香港青少年的身分認同
 
大綱:
1  引言
中港歷史的發展與教育課程的改革
政治方面的矛盾
社會文化上的矛盾
結語
 
1 引言
香港市民對自己的身分認同產生困惑,大抵在80年代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談判開始,一方面承認中國傳統文化,但一方面不承認中共政權的管治。這種情況,在1945年後與台灣的情況相似,當時台灣從日本手中回歸中國,但政治上的腐敗及經濟上的差距,使台灣人不承認國民黨政權統治,尤在1949年後,國民黨以主台灣,不少其他“外省人”進入台灣,對“台灣人”造成身分認同的衝擊。
 
1現在新一代的年青人,雖然較5060年代在本土出生的人表面上多了解中國,但在文化上並不認同於中國。香港市民未能對中國產生認同感,究其原因,包括過去香港在在教育政策上的缺憾、香港與中國的歷史發展、及其在政治、社會文化上的迥異。本文嘗試從迢些角度,探討自60年代土生土長的香港市民的身分認同。
 
2 中港歷史的發展與教育課程的改革
王家英認同Benedict Anderson,指出“近代族群意識形成的一個重要條件,是殖民疆界與統治,殖民疆界帶來了疆界內人民的共周空間意識,而殖民統治則形塑了新的族群歷史與經驗。”
 
2事實上,香港在50年代以前,是一個流動人口很高的地方,至20世紀初,香港人口主要來自內地不同省份籍貫,是一個多元移民社會。他們主要是單身來到香港,目的是打工,人在香港,心在鄉下,所以人口結構以男性居多。因此,從香港居民的心態而言,香港是中、英兩個宗主國的殖民地。
 
3英國管治香港,目的是經濟效益,與華貿易,所以沒有在文化上要香港與中國割裂,事實上亦難以做到以華人為主的族群,反而希望加強內地與香港的聯繫,成為英國對華貿易的基地。因此,在教育政策上,不是培育香港華人的英國人,而是要求香港學生在語言及文化上認同中國,但在政治上避免參與中國的政治行動。
 
41925年後,由於中國在內憂(南北割據及軍閥混戰)及外患(日本及蘇聯90虎視)下,加上國共兩黨之大力鼓吹,民族主義及反帝國主義迅速抬頭,全國大城市不斷出現罷課、罷市、暴亂。當時港督Sir Secil Clememti 認為有必要改革課程,以舒緩香港華人特別是年青人對英國的不滿,中國儒家文化、中國古代史、中國古典文學等,都成為新中學課程,有關之課本,取自國內,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仍不變。
 
5這種政策,既能舒緩以華人為主的文化教育要求,也不著意培養對香港的認同,延續華人在港的過客心態,以免他們對香港產生歸屬感,爭取更多政治權益,對英國以香港作為對華貿易的方針造成威脅。
 
1949年,中國共產黨取得大陸政權,大量知識分子流亡到香港,但他們仍心繫中國大陸,期待一天共產中國倒閉,能重回中國,他們香港只屬過客。在語言和文化上,他們認同中國,但在政治上他們感到無權無助,只好把自己安身立命之所,放在寫作和教育事業上。在政治上,冷戰使港英政府對共產中國不信任,在經濟上,中共實行鎖國政策,造成中港貿易劇減,香港在這情勢下,不得不從轉口港貿易為主導下另謀出路,另外,大批難民從大陸湧入香港,造成很大的社會問題。在1956年九龍暴動後,港英政府不得不對教育及課程進行改革,以應流亡知識分子的要求,及舒緩社會上突然增多的華人教育問題。准許以中文教學,由當時的知識分子編寫教科書,並參與制訂課程和主持考試。課程改革以鴉片戰爭為分水嶺,鴉片戰爭以後的歷史是國恥史,藉以消磨年青人對中國國家的認同;另一方面重申並加強中國傳統文化及文學的灌輸。經過此等之陶冶,使青少年認同中國文化而非共產中國,更把青少年的注意力離開政治,轉移到經濟上、家庭上、學術上。
 
61983年,中英聯合聲明中,表示中國必然地恢復行使香港主權。因此,為了迎接1997香港回歸中國,課程改革成為必須。早在1997年前,預科設立必修科中國文化科,並規家大學收生資格必須中國文化科合格,使過去香港大學收生中可不看中文科(或中國文化科)成為歷史,中英文並重,成為教育重點。
 
課程改革最大者,首數中史科及普通話科。中史科從過去不重視現代中國(1949),成為必讀內容。所謂“詳今略遠”成為中史科課程結構。但是,有關於現代中國部分,多是資料性的記憶,鮮有對領導人的批評。對較敏感的題目更有顧忌。例如197645日天安門事件及198964日天安門事件等,都跟隨官方口吻,部分教科書更只片言隻字輕輕帶過了事。內容重點都放在改革開放上的經濟及外交成就上,目的是培養青少年對共產中國的認同和歸屬,彌補過去課程上的不由自主而來的缺憾。不能否認,在1997年後,這種奴性教育無疑有點成功,但是,由於過度鼓吹“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,享有高度自治”、“容許香港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參與國際事項”等,青少年只能認同是中國香港人,並非“中國人”。另外,在90年代大期開始,大力提倡本地史,並將之融入到中史科或綜合人文科內。然而,課程只著重香港歷史的發展,流於史料上的認識,或是介紹新界原居民的發展,以為多搞實地考察這些原居民族群,就能掌握香港的歷史,這顯然荒謬,也非市民所需要者,事實上與他們的關係不大;課程並未對有身分價值的事物有所評析,對於他們從兒時陪伴中長大的事物,例如尖沙咀鐘樓、皇后碼頭、大會堂、李小龍、沈殿霞等,都是他們的身分認同對象。設計這樣的課程,目的是模糊他們的身份,繼續如50年代前的過客心態,避免因對香港產生歸屬而對統治者提出更多的要求。
 
90年代前,很少學校成立普通話課程,如果要學習普通話,要到其他專科學校及商業學校進修。至90年代初,普通話課程的發展只在課外活動,並非納入正規課程內。後來,由於配合香港回歸中國大陸,必須學習中國的共同語言普通話,所謂“兩文三語”的呼聲,由此而來。在不少學校已把普通話列入正規課程內,並要求教授普通話的教師必須通過語文基準試,並於大學新畢業生並打算任教中文科的學生,必須通過有關評估。這種做法,把普通話與英語等量齊觀。筆者估計,約在十年後,現在任教中文科教師佔壓倒性多數後會操普通話後,會實行以普通話教授中文科,與內地教授中文科語言看齊;事實上,現在有部分高質量的學校已實行了。但是,香港的語言環境雖較90年代前有較好的普通話語境,例如大學中有不少是操普通話的學生,但仍與土語有極大距離,難以相提並論。因此,雖然學校有正規普通話課程,但學生除了作有限度學習外,日常生活中,無論是人際溝通、娛樂消遣等,土語仍是主流地位。
 
 
無論中國或英國,都不欲香港青少年對本土有歸屬感,從而在課程上作出改革,在對共產中國認識不足和對香港的歷史的疏離,青少年的身分認同產生危機,既承認香港是中國的領土,但不承認自己是中國公民,接受中國的制度。
 
3 政治方面的矛盾
1949年後,大陸大批難民逃王香港,他們大部分對共產政權毫無信心,但心繫國土,對於香港,毫無稍屬感,只是迫於政治形勢,委身於香港。他們對香港政治,多抱不聞不問的態度。他們這種矛盾心理,對中共政權採取不承認態度,但在“生於斯死於斯”的傳統觀念下,希望有重返大陸生活的一天。因此他們在身分認同上,產生危機。
 
50年代來港的大陸難民,漸在香港落地生根,在60-70年代土生土長的香港人,他們對於共產中國幾乎一無所知,自小接受香港獨特的中西文化薰陶,漸形成對香港的歸屬感,進而開始思考並落實為香港的發展,最明顯的例子是70年代的中文運動及天星小輪加價風潮。香港的精英為了要改善自己所居住的香港的生活環境,往往先要取得較多的政治籌碼,最佳的方法莫如推動地方直選進入議會。
 
80年代,香港議會選舉正在熱切討論中,而中國剛經過文革十年浩劫,改革開放剛推展,未知成效。中港兩地的政治發展,完全不同的模式,形成強烈對比,對於在香港接受教育的香港華人而言,中國自建國以來的政治模式足以唾棄。因此,自1983年中英就香港前途談判開始,當香港華人知道共產中國將會恢復行使香港的主權後,股市狂瀉,港元匯價急挫。為挽救金融危機,港元與美元匯價掛勾於7.8:1的水平,自今仍沒有改變。移民外地潮興起,當中除有外商外,有大部分是專業人士及港商。他們選擇離開香港,投奔異地,反映他們對共產中國沒有信心。同時,他們在選擇國籍問題上,已有明顯界限分野,在香港出生的香港華人,多拒絕入中國籍,寧做英國海外公民;吊詭的是,他們也拒絕移民英國,和認同中國文化。這樣,他們的身分認同上,既非英國人,也不是中國人。
  
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爆發,香港華人如要在共產中國下保護自己的一切,保障政治穩定及經濟繁榮,便要落實《基本法》和“一國兩制”,只有推動民主選舉。
 
7因此,在90年代,香港的民主選舉是空前的,但這種由當時港督彭定康單方面改變的政治制度,為共產中國所不容,故在1997年後所有立法局議員都要下車,由臨時立法會所取代。
 
既然六四天安門事件激發香港華人要靠自己力量改變政制,來維護他們的權益,則200371日七一事件是香港華人反抗共產中國的管治模式的表現。在這一代的年青人可能都曾經參與是次七一遊行,是50萬遊行人士的其中一員。七一遊行的出現主要是由於特區政府強行就《基本法》第23條有關言論、出版、集會、遊行等自由,強行立法規管。這次以香港華人的力量,成功迫使特區政府無限期擱置23條立法。香港華人明白到這種遊行集會的方式,是基本的香港公民權利,但這種權利在共產中國絕無僅有。因此,香港華人進一步要求行政長官及立法會全體議員儘早由普選產生,這個訴求,至今仍是強勢要求,並沒有受共產中國的利誘如CEPA等而有所改變。因此,一方面承認共產中國擁有香港的主權,但一方面不肯把國內的政治制度在香港建立,反而要求落實港人治港的民主選舉,以抗衡隨時有損自己權益的特區政府或中央人民政府。
 
4 社會文化上的矛盾
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的文化,可反映在該國家或地區的語言上。中國是多民族國家,方言更多更雜,僅廣東一省,已有廣州語、潮汕語、客家語、閩南語、台山語等方言混用。香港的土語也是大眾語言是廣州語,日常人際溝通都是以廣州語為主,而輔以英語,這是香港地理位置雖然是在華南珠江三角洲下游,但過去由於受英國的長期殖民統治,重視英語而忽視華語(包括廣州語和普通話),結果語言上出現中英混合的現象,即所謂mix code
 
8這種mix code,被指為香港青少年語文無論是中文或英文水平下降的重大原因。為了使香港學生的語文水平提高,實施兩文三語政策。首先嚴打老師,上課時禁用mix code語言。事實上,這種語言方式是香港所獨有,是普及文化現象,並非限制老師的語言表達方式就可以解決問題。其次,在“兩文三語”政策下,學生要寫合乎1910年代以來新文化運動所發展的規範化白話文,絕不容許寫有廣州語文法或語匯的文章,否則就是不達標,被評分低級作品。這種“北望神州”的做法,是自50年代以來流亡到香港的學者的情意結,
 
9也是港英政府甚至是特區政府有意打擊香港人的身分認同。因此,政府刻意地貶抑香港廣州語的地位,使青少年對自己日常所使用的溝通交際語言產生疑慮,同時普通話的入侵,加速他們身分認同的矛盾,所謂“中文”,是指“廣州語”還是“普通話”?既然說話可以用廣州語,為什麼書面上就不可用廣州語?這都是青少年身分認同的疑惑。
 
10廣州語並不限於在廣東省內流行,由於香港的娛樂消遣文化的成功與傳播,很多地區都有廣州語的聲音。正如蔡寶瓊指出,香港本土文化以娛樂消遣文化為主。
 
11香港的經濟成就在國際上佔一地位外,香港的娛樂事業,也使香港華人驕傲。70年代,香港武打影星李小龍在荷李活受注視,在世界上掀起功夫熱潮。從80年代中期,香港開始出口以廣州語為主的娛樂事業,包括電影、電侍劇集、流行歌曲,主要市場是中國大陸、台灣、及東南亞華人社區。在中國沿海城市,普遍吹“香港風”,即香港流行甚麼,當地即跟隨著,香港歌手、藝人等被視為偶像。香港向廣東省輸出如電影、電視劇集、粵語流行曲等文化工業,使香港的生活模式影響這些地區,香港式的發展影響了這些地區的生活。
 
12 90年代以後,香港的娛樂事業漸走下坡,但仍是強勢,香港的歌手、藝人等仍然影響中國內地,香港製作的有水準電影如《無間道》等中國大陸仍是叫好叫座;廣州語歌曲仍有市場,香港歌手經常到中國大陸開演唱會。這種香港式的獨特娛樂消遣文化,同時是大眾普及文化,也是青少年文化。因此,在身分認同上,既未能承認共產中國,也未能承認廣東省。
 
香港青少年熱愛粵語流行曲,不只旋律優美,最重要者,粵語流行曲的語言是香港華人的共同語,陪感親切。事實上,廣州語中有不少生動詞語,是普通話中所無,如以會意的造字方法,造出“攰”(意即疲累,音gui6),以並列合成詞方法,造出“生猛”(意即活的並且活力充沛)。粵語流行曲能夠成為民間詢及文化,主要是70年代以後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摒棄了西方音樂,也反叛於老套的上海黃梅調,而國語時代曲亦不能為他們排解情緒,與草根階層的生活模式脫節。配合免費電視及電視機的普及,電視劇集成為當時人的消遣,為電視劇集所譜寫的粵語流行曲,成為街知巷聞,出口能唱的文化表現。另外,能唱出打工一族心聲的歌詞,更容易被草根階層所接受。結果,“我哋呢班打工仔”、“浪奔浪流”(電視劇上海灘主題曲)、“我笑住回答講一聲我係我”(電影跳灰插曲)在電台中經常播出,
 
13是工廠工人邊開工邊收聽的娛樂節目。現在,科技進步了,工廠不斷北移了,香港工業大廈多不是從事實業生產,過去打工仔邊開工邊收聽電台廣播已成為歷史,代之而起的是青少年戴上耳塞,在聽其mp4流行曲,其中以情歌為主。他們沒有對國家的關懷,充其量在京奧火炬傳送期間在路邊呼歡喝采,過後生活如常;他們沒有經歷過生活的迫人。在他們的世界,只有網絡虛擬世界和愛情世界,情歌和反叛歌曲如粗口歌成為他們的喜好。
 
社會文化上香港與中國大陸長期割裂,使香港產生獨特的以廣州語為主的社會文化,非英語或普通話所能取代。加上香港長期的娛樂消遣文化的輸出,形成青少年認同於不中不英不西的獨特香港文化,身分認同上非中國亦非英國,只有從這兩個隔纄中找到了認同空間,就是香港華人的香港文化。
 
5 結語
正如蔡寶瓊所指,在50年代開始,香港與共產中國無論在課程上、政治上、經濟上、社會文化上下均分途而走,香港漸而產生本土獨有的文化並不斷冒升。
 
14香港華人不斷地尋找身分認同,不斷地有新的身分危機。香港與中國無論在政治、經濟、社會文化上的截然不同,促使香港華人在身分認同上未能承認中國國家,只能承認中國文化和中華民族。隨著本土文化不斷發展,為有別於中國大陸、或台灣、或英國,香港華人稱自己為“香港人”,作為自己身分認同的出路,暫時解決身分國籍認周的危機。
 
 
註釋
  1.    張茂桂〈省籍問題與民族主義〉載《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》第240242頁。
  2.  《過渡期香港民意與政治》第142頁。
  3.    陸鴻基〈香港歷史與文化〉載《香港文化與社會》第67-68頁。
  4.    同上第75頁。
  5.    “Chinese Culture in Hong Kong Curriculum: Heritage and Colonialism”
  6.    同上
  7.    劉兆佳〈香港華人的身分認同1985-1995〉載《轉化中的香港:身分與秩序的
         再尋求》第22-25頁。
  8.    mix code是指一句說話中,用上中文和英文的詞語,這種現象在早期英文
         中學中更常見,如“我哋打開課本page eight”、“而家係lunch時間”、
       “下一堂係maths堂”等。事實上,這是香港獨有的文化現象。
  9.    陸鴻基〈香港歷史與文化〉載《香港文化與社會》第75頁。
10. 《過渡期香港民意與政治》第79-80頁。
11.   蔡寶瓊〈從「奴性教育」與「文化沙漠」到本土文化的抬頭:香港文化的發展
        與中國近代革命的轉折〉載《香港中文 大學教育學報》199012月,第160頁。
12.  任海〈看的辯證:展覽櫥中的香港〉載《轉化中的香港:身分與秩序的再尋求》
        第215頁。
13.  黃霑〈流行曲與香港文化〉載《香港文化與社會》第164-166頁。
14.  蔡寶瓊〈從「奴性教育」與「文化沙漠」到本土文化的抬頭:香港文化的發展
       與中國近代革命的轉折〉載《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報》199012月,第162頁。
 
參考文獻
●  張茂桂〈省籍問題與民族主義〉載張茂桂等著《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》
    台北:業強出版社。1993年。
 
●  王家英《過渡期香港民意與政治》香港:田園書屋。1997年。
 
●  陸鴻基〈香港歷史與文化〉載冼玉儀編《香港文化與社會》
    香港: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。1995年。
 
●  蔡寶瓊〈香港文化現象〉載冼玉儀編《香港文化與社會》
    香港: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。1995年。
 
●  黃霑〈流行曲與香港文化〉載冼玉儀編《香港文化與社會》
    香港: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。1995年。
 
●  劉兆佳〈香港華人的身分認同1985-1995
    載劉青峰、關小春編《轉化中的香港:身分與秩序的再尋求》
    香港:中文大學出版社。1998年。
 
●  任海〈看的辯證:展覽櫥中的香港〉
    載劉青峰、關小春編《轉化中的香港:身分與秩序的再尋求》
    香港:中文大學出版社。1998年。
 
●  馬傑偉〈再造香港──電視建構的香港記憶〉
    載劉青峰、關小春編《轉化中的香港:身分與秩序的再尋求》
    香港:中文大學出版社。1998年。
 
●  蔡寶瓊〈從「奴性教育」與「文化沙漠」到本土文化的抬頭:
    香港文化的發展與中國近代革命的轉折〉
    載《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報》199012月。
 
Bernard H. K. Luk “Chinese Culture in Hong Kong Curriculum: Heritage and Colonialism”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, Vol.35 no.4 p.650-668.